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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承認@香港

性別承認@香港  
文/早安                 
26.09.2017

香港政府就「性別承認」此議題於本年6月23日發表了諮詢文件,就應否在港設立性別承認制度、申請人需符合的資格準則,以及整個性別承認的程序等,展開公眾諮詢。諮詢期至2017年10月31日止。

「跨性別」在香港的現況

現時,香港並沒有法例規定政府部門或私人機構必須接受一個人身份證上所標示的性別,也沒有申請修改出生證明書上性別的機制。而香港,則以「病理化」的角度去「醫治」跨性別人士。對於一些自我認同的性別與生理性別不符的人士,醫院管理局會提供四個主要的治療方案,包括:初步的精神科評估、就實際生活體驗作持續評估、異性賀爾蒙治療以及性別重置手術(SRS)。因此,政府一般會指稱跨性別人士為「患有性別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的人士」 。然而,「跨性別」不一定是指「男變女」或「女變男」,跨性別人士可以是無法完全融入男性或女性的角色,處於一種性別曖昧和混雜的狀態。

社會大眾對跨性別人士最近期的記憶,很可能就是於2017年7月8日發生的一宗跨性別人士自殺事件;主流媒體的報導手法受到不少的質疑和批評。好幾個主流媒體的報導,均以生理性別(男子)去稱謂事主,無視當事人自身的性別身份認同,又披露事主的個人私隱,不斷消費事主非主流的衣著打扮,更將事主描述為「患有性別認同障礙」,進一步將跨性別人士病理化,加深大眾認為他們「異於常人」的負面標籤。最終,主流媒體的報導手法,就令到這宗自殺事件不過是源於當事人的「個人不幸」。

現實是,太多的「個人不幸」與我們的社會制度息息相關。要是我們的社會制度能夠保障跨性別人士的權益;要是我們的社會大眾能夠接納性別的多元性;要是我們的社會政策當真尊重差異,大概,我們的社會就不會有那麼多的「個人不幸」。事件發生後,由眾多關注性小眾權益的團體和個人發表的《香港跨性別人士因不獲社會接納而輕生 - 聯署聲明》 便指出,「有跨性別人士因其性別身份而被趕離家園、受到無理解僱和難以尋獲工作、出入境時被拘留、難以開設銀行戶口、在街上或使用廁所和更衣室時經常面對暴力、恐嚇和騷擾、遇到危難時難以獲得庇護服務等,香港跨性別人士遇到的排斥與歧視每天上演。」

關於性別重置手術

在香港,跨性別人士必須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切除原有生殖器官並構建某種形式的異性生殖器官),才可申請更改身分證上的性別資料。但這並不等於「重置」後的性別在法律上各方面都獲得承認,也無法更改出生證明上的性別,當然亦難以確保原生性別的私隱可得到絕對的保密。所有手術都存在風險,性別重置手術也不例外;尤其是「女跨男」的手術,非常複雜且成功率甚低,多次的手術療程也嚴重影響跨性別人士的日常生活。事實上,並非所有跨性別人士的身體狀況均適合進行手術,若以此作為性別承認的必要條件,便等同剝奪或限制了他/她們建立自我的機會。

過去十年,國際社會趨向在性別承認方面取消性別重置手術的規定,例如匈牙利(2009年)、阿根廷(2012年)、冰島(2012年)、瑞典(2013年)、荷蘭(2014年)、丹麥(2014年)、挪威(2016年)、比利時(2017年)、法國(2017年)、加拿大部份省市(2014-2016年)以及美國部份州份(2011-2016年)等地區,均已取消有關規定。而在一些原本訂有以手術作為性別承認的地方,當地的法庭甚至廢除了該國的強制性性別重置身術的規定,裁決的理據大多是性別重置手術抵觸了該國的憲法或國際人權標準中的身體完整性權利的概念。如果,性別二元區分並非牢不可破,如果,我們能以光譜的概念去理解性別,手術不手術,不過是跨性別人士努力建構身體的其中一個選項而已。

實際生活體驗困難重重

現時有關當局評估一個跨性別人士可否在香港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一項先決條件,是要求他們接受為期兩年的實際生活體驗。我們知道,跨性別人士不是鐵板一塊,當中有不願/不能進行性別重置手術的,也有渴望進行手術的。而渴望進行手術的,有些是為了可以申請更改身分證上的性別,有些是為了「裡裡外外地」成為自我認同的性別,原因各異。在一個並不多元性別友善的地方,要安然渡過兩年以心理認同的性別生活,誠非易事。

今年8月6日明報一篇有關跨性別人士的報導 ,便道出了當中的困難;受訪者阿淇是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別人士,「阿淇原以男生打扮見工,上班後稍以女裝打扮,想向僱主坦白,未及開口,就隨即被炒,接連三四份文職、客戶服務工作,亦是如此,甚至換來男同事騷擾……」,阿淇說:「無論如何,我都諗唔到點樣拎住一張寫住『男』嘅身分證,然後用女裝打扮見工,邊度會請你?無人請又點樣話畀醫生知,我可以用呢個身分繼續生活落去?」最終,醫生拒絕兩年內向阿淇批出性別重置手術的許可,並要求延長評估期。可以想像,如果阿淇無法在評估期內修改身份證明上的性別,而整個社會環境和設施只以「非男即女」的視角去考慮,跨性別人士終究難以掙脫性別二元區分的桎梏。

性別承認,不是要爭取特權,也不是要剝奪他人的權利,只是卑微地希望,社會能平等看待不同性/性別表現的人,僅此而已。我們都追求和讚頌公平、自由、和平、友愛等價值,何以因為「性別」,竟會引發人們內心的恐懼和仇恨?就像膚色和種族,曾經或現在,將人分高低貴賤,定義「正常」劃分「異類」,與我們所追求的背道而馳。

二元性別不容挑戰?

有人說,跨性別「有違自然」,生理性別如何性別表現也當如何。問題是,什麼才是符合生理性別的性別表現?存在不等於合理,或許我們得重新追朔和思考,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情況底下,性別出現如此的分工/分野。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都應該知道和承認的是,並非所有人生來便能清楚界定「男」或「女」,有些人出生時可能同時存在多於一種性別的生殖器官,如果生理性別不應更改,那麼,我們的社會當「自然」地存在非男非女的性別才對。現實當然不是這樣,現實是,醫生在這些人還是嬰孩的時候,便「專業地」代為選擇了「男」或「女」成為這些人的性別。說穿了,不是自然不自然的問題,資本主義也很不自然,根本問題是二元性別制度容不下任何的挑戰和質疑,必須將其他性別扼殺於萌芽階段,或盡最大力量將其妖魔化和邊緣化。

有人說,性別承認會「搞亂」社會秩序,甚至侵害女性的權益,具體例子是「廁所之爭」。有反對性別承認的人士/組織直言,難以接受「男跨女」者進入女廁,亦擔心會令意圖犯性罪行的人有機可乘。然而,如果必須按生理性別選擇廁所,一個「女跨男」的跨性別人士,其外觀可能已很「男性」,強要他進入女廁,只會造成尷尬和難堪,最終,跨性別人士被絕跡於公共廁所。就像殘疾人士,曾經或現在,因為城市只為「健全」的人而設,他/她們都同樣被消失於公共空間。在性別二元觀念根深蒂固的當下,設立性別友善廁所或許是個可行的過渡性安排(不同性別均可使用),跨性別人士不用被逼使用與自我性別認同不符的廁所,也免去部份人士對跨性別者進入男廁或女廁的不安。

其實,所謂跨性別廁所並非什麼新發明,我們家裡的廁所不就是跨性別廁所嗎?很多食店的廁所,因為只設有一個,所以也是不論性別,供有如廁需要的人士使用。如果廁所(或更衣室)的設計足以保障私隱,每個人在那個獨立細小的空間內都感覺安全自在,恐懼便會消散。當然,長遠而言,社會到底要重新審視和反思性/性別的既存觀念,讓人免於更多的恐懼,能夠更加自由而不是更多限制,就正如,跟什麼性別的人共用廁所與性罪行根本無關。

又有人說,破壞社會認可的性別二元制度,變成「男不男、女不女」,令人不安。曾經,白人覺得跟黑人一同坐巴士很不安,認為黑人理應讓座予白人,種族隔離政策得到美國社會認可。太陽底下無新事,黑人民權運動多年來以血與淚的鬥爭,為我們的世界打開新的局面。試想像,如果女性從來只被容許穿著裙子,認為這樣才合符社會對女性性別表現的期望,有一天,當她們穿上褲子,大概也會令社會大眾感到不安。那麼,你會認為女性不應該穿褲子嗎?不會吧。我們理解,這不過是一種衣著的選擇,一個人怎麼穿著並不會損害到其他人,但男性穿裙子(或作「女性」打扮)所引起的不安到底從何而來?嚴謹的性別二元區分、清楚的性別分工,最方便當權者管理,也確保資本主義制度如常運作,區分的目的是建立剝削與宰制的關係,既得利益者當然不容許性別界線的模糊化。

性別承認保障人權

所謂承認,不是要強逼任何人接受女性穿褲子很好或要求白人覺得與黑人一起坐巴士很正;你依然可以不喜歡女性穿褲子,依然可以不喜歡與黑人一起坐巴士,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剝奪女性穿褲子或黑人坐巴士的權利。差異無可避免,但因差異而來的不公平對待卻可以;我們每個人都是獨特的,沒有誰比誰高尚,沒有誰比誰正常,問題只在於,面對不同的存在狀態,我們如何讓彼此都活得更好、更有意義。

有反對設立性別承認制度的人士擔心,有此制度後,跨性別者會「一時一樣」,「時男時女」,社會大亂。目前,所有歐盟成員國及其他多國歐洲、英聯邦及美洲國家均有在法律上承認性別改變的措施。進行性別改造是嚴肅的決定,性別承認制度也絕不「兒戲」。在「W小姐」一案中 ,終審法院建議香港政府可參考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並認為是一套「令人信服的模式」。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於2005年4月起實施,根據該法令,凡獲得審裁小組發出性別承認證書者,其後天取得的性別即獲法律承認。審裁小組由法律界和醫學界的人士組成,具有司法職能,須審視申請人是否符合三大條件:(一)患有性別不安;(二)在申請前兩年一直以自我認同/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三)有意以後天取得的性別生活,直至離世。值得留意的是,此制度並沒有規定申請人必須接受荷爾蒙治療或性別重置手術。

現時,各國的性別承認制度並沒有劃一的準則,有寬鬆如阿根廷、丹麥和愛爾蘭等國所採用的自我聲明模式(申請人只需提交特定聲明而不設任何醫療干預),也有繁複如中國內地、日本和芬蘭所採用的較多限制模式(要求申請人已進行性別重置手術、提交性別不安的醫學診斷證明、排除已婚人士的申請等)。而英國所採用的模式,起碼能尊重跨性別人士對身體的自主權,不以荷爾蒙治療和性別重置手術作為取得性別承認的必要條件。

路漫漫其修遠兮

設立性別承認制度,與性別多元化的想像,其實還有很大一段距離。制度的設立,不過是保障跨性別人士的基本權益,使其後天所取得的性別獲得法律上的承認。然而,要讓社會大眾尊重和認同性別是多元而非二元的話,性別教育實在刻不容緩;可惜,真正重要的事情,比如什麼是生命、死亡、公義以及性/性別等課題,學校都甚少教導。社會觀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但願意放下固有的想法,嘗試去聆聽、理解和討論,卻是重要一步。曾經或現在,女性和黑人被視為低人一等,中產又健全的白人成年男性才是最完整的「人」,才值得享有各種的權利。當然,這種觀念已逐漸遭到質疑和否定,但婦女運動和民權運動到了廿一世紀的今天,依然努力不懈,深怕保守的右翼勢力伺機反撲。「性別承認」不只是「小眾」的事,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得思考和決定我們的社會該如何走下去的問題。



進擊的中國和退守的港獨



進擊的中國和退守的港獨


文:朱江瑋/街工執委

  九月剛開學,中大校園出現「香港獨立」的橫額和海報,校方大為緊張並即時拆除,然後民主牆接力出現「香港獨立」大字標語,又被疑似內地生撕下,學生會即時舉辦論譠,召集不同政治派別,聲言守護最後一張標語,守護校園的言論自由。本以為另一場社會風波和政治辯論將要展開,但晚上回家打開面書,卻發現事件在我的同溫層裡幾近消音,讓我既驚且怕。

  我驚訝於中大對「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拋棄,毫不留戀也絕不手軟,連假裝掙扎也省下。我也害怕學術界和社會對類似事件的適應力,逐漸達到跟中國大陸同步的狀態,對不能超越的紅線已經心領神會。或許只是因為中大學生會是「港獨派」「本土派」,過往劣跡斑斑,才令聲援者猶疑再三?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的。

  「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是現代文明的基石,然而它們其實脆弱不堪。由歐洲起源的資本主義,借用它們的力量,戰勝了宗教這個鴉片,然後過橋抽板,利用媚俗和現實主義,將它們困死在大學的象牙塔裡。香港的情況是倒過來的,「言論自由」的概念是由校園慢慢向社會不同領域滲透,逐漸影響這個權威人格遍地的城巿。由移民組成又被殖民統治的香港,能夠變成今天的美好,正是由那些象牙塔裡走出來,既天真又離地的人所影響的。

  好奇心是人類的本能,禁忌容易勾起慾望,這些顯淺道理不難理解,北大人那會不懂?但內地仍然要以言入罪、起訴禁書出版商和網絡監控,正是和「國歌法」、推行國民教育等是同一套路,透過改造身體和行為,來囚禁人的「自由靈魂」。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因為發展初期受助於民主和自由,所以只能透過媚俗現實來牽制反抗思潮,中國卻因為幾十年的鬥爭改造,消滅了一切獨立的人格和民間力量,並用過去二十年的經濟奇蹟,實證出資本主義的真正出路。六四事件後,中共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卻因為高速現代化的便利而富裕起來,改為用金錢買起世界來滿足人民的民族虛榮感。劍橋出版社事件,告訴我們中共下一個要買起的目標,正正是學術界。

  DQ議員、重判示威者後,「本民前」、「青政」等陷於絕境,本土派聲勢一落千丈,理應檢討策略重整旗鼓,以應對這個低潮時期。然而旁觀中大這次事件,感覺欠缺部署和後續安排,只是一種宣洩性的行動,與2014年港大推動香港民族論的討論,差距甚大。在當下嚴峻的局勢,本土派和港獨派仍只想著借。用「言論自由」作為退守的空間,守住學生組織的一畝三分地,所謂的「香港獨立運動」,恐怕未正式開始便已經宣佈閉幕。



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記十大校長聲明



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記十大校長聲明


文:朱江瑋/街工執委

還有不足兩年,就是五四運動一百年,而時代洪流的退潮,思想文明的反動,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中港兩地,也差不多退回了那個年代。諷刺的是,五四運動正是中國共產黨的萌芽起源。新文化運動曾經解開的思想束縛,已經變成今日中港兩地的禁忌。新文化運動所引進的,正是西方社會的文化核心:「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曾被視為中國的「啟蒙運動」,百年後的今天,民主已成為中共的禁忌,而科學精神的根本——思想自由和求真精神,也被摧毁得八八九九,「十九大」後習近平君臨天下,中國封建也完成復辟。

香港十間大學校長的聯合聲明,不只震驚我的同溫層,更是向香港社會投下核彈,不斷幅射向每一個思想文化領域。這個聲明的目的,在十大校長和其支持者的角度,是一個棄車保帥的「止蝕」行為,希望能夠抵擋借「港獨」議題,乘勢進攻大學自主領域的攻勢。他們認為譴責所謂濫用言論自由的行為,表態反港獨效忠基本法,就能保住現有的空間;他們不是天真無知,就是鴕鳥可笑。然而更可笑的是我們,曾經對他們懷有期望。中國封建文化復辟的「歪風」,借「反港獨」之名登陸香港,梁振英算是完成了黨交給他的任務。

這次十大校長「反港獨」保「言論自由」的事件,和律政司對「東北13人案」及「公民廣場3子案」的刑期覆核事件中,上訴庭法官和大律師公會「反歪風」保「法治」,何其相似。從真心膠的角度出發,十大校長可能真心相信「言論自由」的界限在於不能違反基本法,大律師石永泰、法官楊振權等,以及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可能真心相信,刑期覆核事件沒有政治因素(原話是「法外因素」)。如果回到普通人的思維,這是一次法律專業和大學教育領導階層的投降,從此,法治(漸漸)變成工具,言論自由受制於基本法。

我在另一篇文章裡曾經提及,新一屆政府和建制派清算雨傘運動有三部曲:DQ議員、刑期覆核、消滅戴耀廷教授,這也是北大人以至西環幫的治港方略之一。DQ議員是為了打破立法會的僵持局面,方便更改遊戲規則,最終消解議會的政治能量和認受性;刑期覆核是為了重判示威者,恐嚇年青人及大大增加反抗成本,貫切治亂世用重典的方針;而消滅戴耀庭則為了消滅土生土長那一批社會精英和專業人士的反抗圖騰,直接摧毁他們反抗的信心。顯然,手段不只一招而是套拳,處處出擊招招狠辣,但更可悲的是,這些社會精英比想像中軟弱,圖騰仍然在誓死反抗的同時,他們已經在沉默中選擇放棄,但求苟且殘存。或許不能太過責怪他們,因為在主權移交的後過渡期,借回歸學民主的實踐場域,那個「半民主」、「虛擬自由主義」的空間裡面,其實他們只學習過「反叛」,而從來未有真正反抗過。

十大校長的聯合聲明,最大的破壞性,不在於為言論自由設限,而在於限制竟然與基本法掛鈎。眾所周知,言論自由並非毫無約束全無限制,最少法律上有誹謗罪,道德上也禁止人身攻擊(和「禍不及妻兒」),否則自有輿論和刑責的代價加諸其身。但今次的聲明,以「反港獨」為橋樑,將「言論自由」與「基本法」掛鈎,徹底將大學崇尚自由和思想獨立的精神付諸一炬。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上承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和「主權在民」,下啟華人社會中高等學府的獨立思考、學術自由之風,作為香港十間大學的校長,不單沒有盡守護之責,反而主動為大學校園套上思想金剛箍,將大學這個本應培育自由公民意識的地方,改造為生產順民的工廠,並且光明正大地確認以言入罪之合理性,提前「教育」學生言論主張都不能逾越基本法,為大學推行國民教育推進一大步。

主權在民是現代社會的基本價值,憲法更應該是人民授權,但可悲的是,基本法這部香港的小憲法卻沒有香港人的參與和授權,而十間大學校長的聯合聲明正要告訴我們,香港人其實就連討論這部小憲法的權利也沒有。今日不能討論港獨,明天是否不能討論「真普選」,後天會否就不能討論「量入為出」的原則?自人大「八三一」落閘後,香港這幾年的經歷已經清楚說明,再荒謬的猜測都有可能成為事實。對於十大校長的聲明,如果我們選擇沉默,那麼香港的沉淪甚或死亡,我們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反港獨從來都是假命題,收緊自由的空間,馴化青年人和反叛的社會精英才是真正目的。

王元化先生曾說,五四精神不是「民主和科學」,而是「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百年之後的今天,中共聞獨立而色變,畏自由如猛虎,由新文化而生的中共,最終卻對其精神全盤否定,百年中國,結果悲劇一場。如果不想百年香港變成另一場鬧劇,拒絕沉默就是最基本的義務。



清算雨傘第三步:消滅戴耀廷教授

清算雨傘第三步:消滅戴耀廷教授

文:朱江瑋/街工執委

  自律政司就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要求覆核刑期,上訴庭分別重判16名抗爭者入獄6-13個月後,輿論嘩然。社會上對年青抗爭者充滿同情,十萬巿民上街抗議政治檢控,高叫「沒有民主那有法治」,就連石永泰大律師的求仁得仁論,也被連番追擊。批評青年抗爭者「冇著數」,矛頭轉移到戴耀廷教授,張浚生、石永泰、湯家驊等一個接一個,就連何君堯也出來抽水,去信港大李國章要求解僱戴教授。用眾矢之的、萬箭穿心來形容他現時的處境,並不為過。

  不談何君堯這類小丑角色,新一屆特區政府主攻的方向,其實是香港的精英階層,亦即所謂的中間派,所以由湯家驊、施永青這類「扮」中間派份子多番出擊,貫徹「林鄭」名為和解實為招降的策略。施永青在昨天(28/8)的文章《建制派應感謝戴耀廷》裡,完整闡述策略思路;他借用所謂(傳說中的)泛民「獨立思考人士」,批評戴耀廷「弄到泛民損兵折將」、「法律界與泛民對立」、「佔中之後元氣大傷」等,質疑戴教授幫了建制派,好心不一定做好事,並呼籲泛民檢討戴的路線對泛民的影響。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泛民早已失去影響力,他們的對象其實是溫和泛民的主要支持者——香港本土的社會精英,部份是「維持現狀」派。他們並不是羅永生教授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中,所描述的三個部份:「中央主子」、「高等港人」和「奴氣同胞」,而是介乎於「高等港人」與「奴氣同胞」之間的「專業人士」或「中產階級」。他們所希望維持的現狀,是回歸前後的「半民主」空間,羅教授所謂的「虛擬自由主義」,與八十年代的社會精英所主張的維持現狀也有不同。這一批八十年代的青年,當年不少受到民主回歸的呼召,意圖透過回歸推動民主,經過八九走過九七,已失去與中共爭勝之心,只想守住明知是虛假承諾的一國兩制,拿著千瘡百孔的《基本法》,見步行步(陳太名句)。他們成長在洋人主子轉換成北京主子之間的政治真空,呼吸自由的空氣,初嘗民主的味道,享受法治的好處,以及乘搭經濟向上流動的便車。

  戴耀廷是他們反抗中國天朝主義的面貌,戴忠實地扮演皇帝新衣的小孩,指出刻舟不能求劍,緣木難以求魚,民主更不能等待主子施舍。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中,提出的天朝主義和一國多制格局,與英殖時期(尤其是後過渡期)的勾結共謀形式最大的分別,在於兩個主子之間文化構成的區別。天朝主義容許「特區」存在暫時性的自治,也同時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和黨在法之上,視特區為權宜的統治術,而非歐洲文化以法律協議和自治權利為主調看待一國兩制和憲法。從勾結殖民體制轉換成天朝主義一國多制,表面上看似「馬照跑、舞照跳」,但這一批社會精英,卻是最直接感受到社會空間的收縮、自由味道的改變。「佔中」能夠成事,這個社會階層的支持必不可少,而最後演變成雨傘運動,則是與另外一股年青人為主的力量交叉互動的結果,是他們始料不及的。「雨傘」未竟全功,中道而廢,運動一度陷入低潮,年青的力量曾經隨著DQ議員和本土派沒落而低沉,卻又被16位抗爭者的從容就義而重新被呼喚;然而,這一批社會精英階層卻有部份如石永泰等,開始埋怨起戴耀廷來,讓施永青、湯家驊等看到機會,進行拉攏和逐個擊破。

  在天朝泰山壓境之下,要抵擋便要團結力量組成統一戰線,然而,團結之先必須先通過重重考驗,否則只是烏合之眾的苟且聚合,必被一擊而潰。戴耀廷教授作為這一個精英階層的抗爭圖騰,如果最後都被釘在十字架上而無人伸出援手,那麼,香港被改土歸流的日子,指日可待。特區政府清算雨傘運動有三步曲:DQ議員、刑期覆核、消滅戴耀廷(和佔中班底)。在北大人的考察中,第一步勝利完成,第二步遇到挫折,第三步剛要起動。




回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任命-又係你呀?黃生!

回應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成員任命-又係你呀?黃生!

文:公屋被迫遷戶關注組

林鄭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終於正式出爐。同時公佈了小組成員名單,除了一堆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外,我們赫然發現黃生又「榜上有名」。

黃遠輝,銀行家出身,曾任職渣打銀行中國區行政總裁和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董事暨副總經理,我們無從得知他身家有幾豐厚,但他卻可以在2003年(當時未滿50歲)便高調退休(很難想像到底要有幾多財富才可以50歲前退休)。黃生多次被政府「委以重任」,在眾多「公職王」中,履歷多籮籮,曾任/現任的公職有:城規會副主席、香港房屋協會成員、房委會委員及轄下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委員、香港舞蹈團主席、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委員……

當中不能不提的是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這身份。別以為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只是房委會轄下的小組會,該小組委員會卻非同小可:決定每年公屋建屋量、公屋租金加租幅度、屋邨重建、編配面積、居屋綠白表比例、每年公屋單位編配用途等等……在梁振英時期,黃遠輝已長時間擔任主席。

除了幾年前城規會限時發言事件外,相信公屋居民對於黃遠輝的「戰績」印象更為深刻:2010年收緊公屋寬敞戶標準、2014年收緊單身人士計分制、單身申請公屋要五年被覆檢一次、四年來公屋兩度加租百分之十。還記得去年某次房委會團體交流會上,本關注組再次與黃交手,當時我們批評多年來的公屋租金可加可減機制猶如港鐵票價一樣有加無減,關注組要求重新檢討機制、凍結加租,當時黃的回應大致如下:加租機制依據住戶收入增幅而調升,按照機制公屋租金原應該增加16.11%,但房委會按機制只加租10%(因為有封頂),所以該機制已經算是不錯……最後當然機制沒作任何檢討,公屋租金去年亦再次「依法」提高百分之十。

想想幾年前的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特首委任了一堆委員,象徵式作了諮詢,然後作了什麼事嗎?租務管制仍未推行,土地繼續分配不公義,香港的核心居住問題仍然存在。現在,以「置業為上」作房策核心的林鄭、加上公職王黃生擔任主席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可以為我們增加土地供應、改善市民的居住權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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